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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的“腐儒”军事思想          【字体:
郑成功的“腐儒”军事思想
作者:郭进艮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382    更新时间:2004/5/10

郑成功(1624-1662)是南明抗清、抗荷名将,他从南明弘光元年(1645)率军抗清,直到永历十六年(1662)病逝,纵横东南沿海十七年。曾前后三举北伐,最后东渡台湾,打败荷兰殖民者。这里所说的“腐儒”并非贬斥儒家,也并非说他象老夫子一样摇头晃脑,而是指他有时在军事举措上所体现出来的读书人偏执、迂腐的个性。   

    第一,体现在对待杀主仆人厍成栋上。1652年,郑军攻长泰。清浙闽总督陈锦率数万清军与郑成功决战江东桥。陈锦兵败退往同安。郑军乘胜围攻漳州。陈锦无计可施,便悬赏万金购郑成功首级。郑成功以牙还牙,也以万金购陈锦首级。七月初七晚,陈锦家奴厍成栋、李进忠将陈锦刺杀于同安灌口,提其头来投郑成功。郑成功却在赏其万金之后,不顾众将劝阻,以“下不可犯上”的理由杀了其仆。此举显示郑成功乱世不废法,借以标榜自己的法纪严明。但如此一来,导致了众多意欲仿效厍成栋投奔郑成功的清军望而却步。

    第二,体现在郑施失和上。众所周知,施琅是清初攻灭郑氏政权的清福建水师提督。可许多人不知道,早年施琅曾是郑成功部下最得力的大将。由于施琅年轻气盛,骜傲不驯,成了郑氏眼中钉。结果在一次,施琅要斩违法军卒曾德,郑成功劝阻不从,一怒之下竟命人扣押施琅父子三人。施琅以计脱之。郑狂怒之下,却杀了其父施大宣及其弟施显。施琅遂降清。在这里,郑成功体现出了他的致命弱点:刚愎自用,一旦权威受到冲击,即狂怒失去理智,以致考虑不周,一错再错。杀违纪军卒本为诸将份内之事,郑成功不该干涉。既阻止不了,意识到难以控制施琅。大敌当前,以和为贵,应当另想办法说服他,可他却鲁莽地扣押施氏父子。施琅既逃脱,郑应将其父留在营中为人质,徐图后策,而他却反而怒杀无辜的施氏父子。如此一来,施琅不反才怪!由于他平时军纪苛严,暴怒之中竟也没几个人敢去力劝的。

    郑成功的这一失策,导致了其子孙后来在台湾的无立足之地。

    第三,体现在激反黄梧上。黄梧本为郑氏麾下大将,与苏明等共守军事要地海澄。因黄梧与苏明之兄苏茂攻揭阳未克,郑成功杀苏茂并责黄梧。黄梧当然不是傻瓜,他乘机献了海澄,并向清人透露郑氏底细,献“剿灭郑逆五策”,其中最著名的便为为禁海、迁界。此策使浙闽粤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十里,船只不准出海。沿海人民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直至数十年后方才恢复旧界。如果当时郑成功能不动声色,暂且稳住黄梧,然后再借机调走二人,或许不会将结局闹得这么大的。海澄是金、厦屏障,也是明军储积粮饷军械之要地,海澄之失对郑成功军事上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

    第四,体现在窥江之役上。窥江之役即郑(成功)张(煌言)联军攻打金陵的事。郑张联军北上,一路攻瓜州破镇江势如破竹,将个南京城围个水泄不通。可当张煌言另率一军北取芜湖时,郑成功却上了清军的一个大当。清守将伪降,并以“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为由请求郑成功暂缓攻城。郑成功竟然信以为真,按兵不动。二十万大军屯扎金陵城外,无所事事,日渐懈怠。结果,清军养精蓄锐,将郑军杀了个措手不及。郑成功连远在芜湖的张煌言也顾不上,便匆匆扬帆出海去了。这一失策导致张煌言在芜湖孤立无援,全军覆没。本人最后还是仗着命大,九死一生奔逃回浙东的。尤为严重的是,金陵兵败,江南秘密反清势力一下子全部暴露在清军眼前。清军乘机大开杀戒,江浙反清力量元气大伤,致使后来三藩之乱响应者寥寥无几。

    郑成功的这一“宋襄之仁”,导致了抗清战争史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功败垂成,间接致使他于两年后不得不东渡台湾谋求立足之地。

    第五,体现在至死扬唐抑鲁上。凡略懂南明史的人都知道唐鲁之争的事。清兵南下,南明安宗弘光帝被俘。之后,明潞王献杭州投清。南明皇室顿时空虚,于是一些大臣便商议另奉宗室继位抗清。当时举人张煌言、邢部员外郎钱肃乐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是为南明鲁监国(权皇帝)。而当时在福州的总兵郑芝龙、阁臣黄道周则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改元隆武,是为南明绍宗。这样,当时南中国便有了两个皇帝。于是唐鲁互争正统,势同水火。本来唐王鲁王都是明宗室,无非都为复明而已。何况唐王驾崩多年,东南沿海唯鲁王坚不降清,已属难能可贵的了。而郑成功却因当年唐鲁旧隙,拘于成见,在鲁王失陷翁洲南依郑成功后,仍宁愿奉永历正朔而拒不事鲁。最后鲁王无奈,只得自去监国号。但后来永历帝势日蹙曾口谕令鲁王监国,永历败亡张煌言等也曾建议奉鲁王监国,均因郑成功及其子郑经的不支持而不了了之。史称“鲁王在金门,礼数日薄,煌言岁时供亿,又虑成功疑,十年不敢入谒”,可见郑成功对此的顽瞑不化。

    郑成功的门户成见,导致了他几次在鲁王麾下将领张名振北伐有功之际借口召还张名振。

    关于张名振之死,或以为病故,但据清人提出种种疑点,认为当为郑成功使人毒死。此说并非无稽之谈,郑成功铲除异已是出了名的:他为了违法军卒逼反施琅。为了争地盘,连自己兄弟郑彩、郑联都要驱赶、击杀。金陵之役兵败,他不顾张煌言在长江上游孤立无援,竟管自扬帆出海。一面无视西南势危,派人向清廷求和。1661年,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往缅甸,张煌言在浙东势力日薄,他不但不能勤王,反而东渡台湾以自保。以他的一意孤行、排斥异己,毒杀张名振绝非无可能的。何况张名振雄心不已,始终忠于鲁王,明显地与忠于唐王的郑成功并非同路人。

由此可见,郑成功以读书人带兵打战,自不能一扫书呆子气,拘于成见,一意孤行,刚愎自用,注定了他在军事上的失败。乱世不废法是对的,但郑成功“用法严峻,果于诛杀”,连许多罪不当诛的人也难以幸免,致使部众战战兢兢,军心不稳。由于南明乱世,许多人摇摇晃晃,朝秦暮楚。郑成功的一味僵硬执法,将许多立场不坚定的将士逼向敌对的一面。

郑成功曾有“焚儒巾抗清”之举——即在孔庙焚儒巾以示投笔从戎。他自幼习文,八岁即通读四书五经,年十五入南安县学为廪生,二十一岁入南京国子监,曾拜当时文坛泰斗钱谦益为师。所以,他在后来的一系列举动体现出一种读书人迂腐个性绝非偶然。

当然,我们不能象顾诚在《南明史》中一样偏激地指责他似怀有野心。但不可不否认的是,郑成功并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后人抹杀这些内因,反而一味称赞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丰功伟绩,甚至将抗清失利退到台湾的郑成功也说成是有意东渡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反映了部分中国人重果不重因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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