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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高压政策下的清初进步社会政治思想          【字体:
文化高压政策下的清初进步社会政治思想
作者:苍生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5108    更新时间:2006/7/26
明代自王阳明之后,心学风行天下,派系林立。阳明心学作为宋明理学中与程朱学说相对抗的一支重要思想派系,主张“致良知”,夸大主观精神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程朱理学的空谈天理道义,导致了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并产生了一批激进的思想家,如象李贽那样背经叛道、将圣人贬为常人的“自相矛盾的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因此也有人认为明不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它的大忠臣——王阳明。到明末,党争激烈,顾宪成、李三才、高攀龙以讲学为名,讥议时政,时称东林党人,其重要成员后来多遭迫害。
    甲申之变以降,由于抗清斗争长期发展,许多饱学之士怀抱亡国之恨,奔走山林荒野,隐居水边林下。他们在经历了明末衰落的深渊,目睹社会混乱局况,亲身体味了乱世生活,开始对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疑问,涌现出了一大批进步思想家。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乃是东林党领袖之一,后为宦官魏忠贤所害。明崇祯元年,年十九,上都为父诉冤,手刃杀父牢卒。后参加了明末著名的文学、政治团体——复社,成为其中最著名的领袖之一。清后南下,在家乡组织子弟兵数百抗清,号称世忠营。鲁监国授为兵部主事,寻擢监察御史。鲁监国元年(1646),因唐鲁之争,清兵乘隙攻过钱塘江。鲁王航海走。黄宗羲率残军数百入四明山结寨抗清,后来还与王翊、冯京第等抗清义军首领进行过联络。鲁王封他为左副都御史。抗清斗争失败后,他东奔西跑。直到郑成功、张煌言金陵之役兵败,见复国无望,这才定下心来著书立说。
    黄宗羲是明末东南大学者刘宗周的学生,他的政治思想核心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在他所著《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原法》、《学校》等篇章中,黄宗羲认为:上古时代原来是以天下为主,君主为客的,君主的毕世经营,是为了天下并非为了自己。而到了后来却成了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把天下当成了私家财产。因此他提出封建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者”,极力主张限制君权。同样道理,臣的出仕是为了天下,并非为君主一人。臣应当是君的师友,而非仆妾。黄宗羲还批判封建法制是“一家之法”,主张建立“天下之法”以取而代之。经济上黄宗羲主张进行变革,反对“农本工商末”,提倡“工商皆本”。
    黄宗羲认为“天子之所以是未必是,天子之所以非未必非”,因此要扩大学校的职能,使学校成为议政的机关,从而达到以舆论限制君权、监察政治的目的。他的这些思想源于东林。东林党便是一个以东林学院为基地议论朝政的政治团体。
    黄宗羲父祖皆为明末学者。他的弟弟黄宗炎、黄宗会都是当时著名学者,与他并称“东浙三黄”。其子黄百家能“尽承其学”。学生中以治经名世的有万斯大,以治史名世的有万期同,文章名世的有李邺嗣、郑梁堪、查慎行,黄氏家族及其追随者创立了清代著名的浙东学派学术思想体系。可见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清代前期影响之巨。
    现在看到不少学术论著人云亦云地认为黄宗羲的这些反对君主专制思想也是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不知这些人从何而知,黄宗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天下”在这里单是指地主阶级的吗?何况黄宗羲作为一个生长于民间,历经明末乱世、深知民生疾苦的知识分子,他的阶级性体现在哪里?难道只有出身农民的知识分子才能算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今人评论古人,动不动就用“地主阶级”一词冠之,这种肓目套用的作法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与黄宗羲齐名的顾炎武、王夫之政治主张也与黄宗羲大致相近。顾炎武意识到君主专制之危害,提出以“众治”取代“独治”的主张。王夫之指出天下不是“一姓之私”,要求“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比黄宗羲稍后的四川人唐甄甚至提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的言论。这些思想上承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思想,下启晚清资产阶级维新主义思潮,在当时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中国将从此由中央集权逐渐走向黄宗羲等人所提倡的“民主”体制政治。但由于清政府极端独裁政治的推行,致使这一发展苗头被压抑下去。
    面对众多文人的敌对态势,清政府一方面采取博学鸿儒科以笼络汉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由于倾向于目前统治的稳固,采取了文化高压政策严厉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是为明清两代著名的“文字狱”。影响较大的有: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维民所止”案等。
    康熙三年(1663),湖州吴兴富商庄廷鑨聘人修撰《明史》,并在书前列参阅者姓氏十余人以扩大影响。因书中多有触讳清廷的言论,被人告发。庄廷鑨已死,被开棺戮尸,其弟庄廷钺被杀,并灭三族。凡有事于这部书的人,包括那些根本没有看过这书而列名其上的“参阅者”,尽皆受了牵连,一时被累而死者有七十余人。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因著《南山集》述南明史不避清廷忌讳遭告发,戴名世被处死,牵连者达数百人。雍正四年(1726),礼部侍郎查嗣庭主持江西省试,出了一道试题:“维民所止”,却有人向清世宗雍正皇帝报告说他图谋不轨,“维止”即含有将“雍正”之首砍掉的意思。雍正帝大怒,下令逮捕查嗣庭入狱。查嗣庭病死狱中后,还被戳尸枭首,其亲属尽受牵连。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原先抬头的民主进步思想逐渐转入低潮。众多杰出的思想家不敢再谈政事,纷纷转向经学研究、考古及文字训诂。中国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整个社会成了一潭死水,再也难以恢复原有的活力——这种“万马齐喑”(龚自珍语)的局面维持了二百余年之久。清朝在经历康乾盛世之后,清高宗乾隆皇帝象唐玄宗一样,晚年将清朝由盛世推向衰落的深渊。到嘉庆年间再来一场白莲教大起义,国力渐衰,无力抵御外敌,终于致导了文明古国数千年来最大的耻辱——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清朝之亡,不亡于外侮内乱,而是亡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这不变通的专制,导致外逢外侮,内失民心。如果清政府能审时度势,借鉴黄宗羲等人所提出的主张,顺应历史的发展要求,实行政治经济上的改革,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那么,中国将不会再进入越钻越深的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而政府广开言路,聆听民间呼声,知民生疾苦,并采取一系列政治改良以缓和社会各种矛盾。政治开明,社会稳定,民间言论自由,中央随时听取,采取及时改良措施,即使有饥荒,也不可能导致民心全失,暴发类似白莲教大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大暴动,而政府也就用不着动用国库去镇压农民起义军了。可见文化高压政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破坏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政治上的言论控制是一种下下之策,只保得了一时,绝保不了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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