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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李西麻(21)          【字体:
第十六章 明军班师及战后三国走向
作者:郭进艮    文章来源:玉苍山下    点击数:4104    更新时间:2011/10/23

(一)东征奏辨

 

邢玠听说三路倭军都已撤退,忙与万世德差官兼程驰审军前,一面飞骑奏捷。万历帝正为倭军侵朝鲜之事头痛,喜闻捷报,随即颁诏道:“釜山悉收,倭寇荡尽,朕念将士劳苦,宜加恩叙。该督抚等官,便将功次确议勘明驰奏,以慰军心。”

邢玠又奏留经理万世德善后,又请大将一员屯驻王京。万历帝便以山东总兵李承勋以原官充防海御倭总兵官,提督水陆官兵一万五千人留驻朝鲜,以山东按察司副使杜潜监军,暂驻王京,共商军略和善后事宜。茅国器、陈蚕尚留釜山,张榜留巨济,周于德移镇山东为备倭总兵官。

李承勋、杜潜尚未及渡鸭绿江,监军御史陈效、给事中徐观澜、主事丁应泰等已开始巡视两南诸路军兵,先后遍巡岛山、釜山、南原、全州各营。次年正月,会于朝鲜王京举行验功宴。

当时讹言散布,传说倭军“实以贿退”。丁应泰也不细审,再疏论邢玠等赂倭卖国,尚书萧大享与科道官张辅之、姚文蔚等朋谋欺罔。

丁应泰是言官,有时虽能直言进谏,但不免过于偏激。如他先前弹劾杨镐时,曾以筑城之议为杨镐罪案。认为坚城得志,启朝鲜“异日之患”。李昖上疏奏辨,并为杨镐“辩诬”。丁应泰又迁怒朝鲜申救杨镐,在庆州得朝鲜人申叔舟所著《海东诸国记》一书,于是就以其书“逆谋邪说”为据,上疏参劾朝鲜交通日本,与杨镐结党朋欺天子。并参劾经略和我的过失道:“臣于先年东征诸臣,有深恨焉。在昔宋应昌、李如松等,而今邢玠、陈效、麻贵等,久住朝鲜,岂云未见此书,未闻此语?若匿书缄口,卒不为陛不一言之,岂与朝鲜君臣结交为奸,网利邀功,无人臣心耳。以无臣心之人,而使之御外倭分主忧,臣知其必不能也。”

所谓《海东诸国记》不过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亲日派朝鲜大臣所著有关日本、琉球国情的典籍而已,纯属个人之见。丁应泰将此作为依据上疏弹劾朝鲜国通倭,则不免有罗织之嫌了。其情实伪似真,连万历帝也不由不狐疑,便下廷臣议,令勘科徐观澜更査明白奏闻。

这边朝鲜王也以丁应泰之诬,内心不能自安,忙先遣陪臣李元翼、许筬等上疏自辩;后来又派右议政李恒福、兵曹参判李廷龟赍奏赴北京复辨朝鲜“被诬”。

李恒福等到了北京,闻鸿胪寺坐衙,便呈奏本及报单。万历帝命兵部会同府部九卿科道看议来说,朝使退下静待发落。

正月二十八日五鼓,李恒福一行到东长安门外。黎明时开门,进前到五凤门外,一行人分成四行拱手列站。不多时,鸣赞传呼,朝使行五拜三叩头礼以谢。

时兵部尚书田乐尚未进京,刑部尚书萧大亨仍旧兼署兵部事,中极殿大学士沈一贯在阁。李恒福便预构呈文一本,仍藏在袖中以往。

礼毕,退候五凤门东廊下休息。方起坐不定,忽然有人传呼“阁老到”。李恒福一行忙跪于路侧。沈一贯站住,问有何事。李恒福等便上前具言其故,言罢递上呈文。沈一贯即令李恒福起来接袂而立,亲受呈文。一番看过,李恒福便以《海东诸国记》逐条翻阅,一再指示论辨。沈一贯一边看,一边连称晓得。

其时天气尚早,朝寒政紧。沈一贯因此久立,泠泪盈眶,不断地以手擦拭。后又有詹事府官、礼部左侍郞、翰林学士等朝臣鳞次而入,见沈一贯站在那里,也依次站立,一面派人问有何事。沈一贯看罢走向阁中,李恒福辞退。

三天后,李恒福等又将前往礼部见堂。听说这天各司坐堂,便想要先诣科道衙门呈文入阙,这才知道吏部尚书李戴、户部尚书杨俊民、刑部尚书萧大亨、左都御史温纯等集六部九卿道科官为其国事会议于东阙。

当下左右朝房,吏胥众多,李恒福等随其衙门一一呈文。大学士沈鲤、朱赓等见其奏文及呈文,都点头称赞道:“好文章,明白明白。”指奏文中称祖称宗一款道:“老实老实,告君无隐,朝鲜真礼义之邦呵。”

到兵部朝房,见萧大亨、杨俊民等八位大员同坐,不久将出门前往东阙。李恒福等跪于阶下。萧大亨命他起来作揖,李恒福等又跪下,极陈冤痛之事。

萧大亨长身伟貌,烨烨有威。他见朝使到来,面呈喜幸之色,和悦颜色地对李恒福等道:“为何迟来啊?皇上见丁赞画参奏及海东记略于香案,等待你国奏辨已好久了。”李恒福答道:“只因方物不能越站,计程而来。”萧大亨道:“你国方遭罔极之谗,上奏辨白,一刻为急,何用方物啊?”

李恒福等每一开口话,萧大亨便回顾左右微笑,似有使之闻见之意。原来萧大亨也被丁应泰奏疏所劾,正在上本自辨,故而深以朝鲜奏辨为幸。

次日,李恒福又以《海东诸国记》、《五礼仪舆地胜览》等书论辨不已。萧大亨也累累千百言。不觉日晩,萧大亨久立不倦,李恒福等叩谢而退。

萧大亨于是就此事上疏道:“臣不足惜,国家之大体当惜;督抚之功不必叙,而将士之劳苦当叙。计倭败遁已近两月,军士暴露尚无归期,皆以应泰挠扰,既不叙其功,反加其罪。不知死者膏于草野,生者不获寸功,何以服数万军心?何以令外夷威服?”

朝鲜的“辨诬”之举赢得了大多数朝臣的同情,兵部集廷臣会议东事,都说朝鲜世笃忠贞,无背国通倭之理,乞免行查勘,仍早赐敕谕,以安其心。大学士沈一贯、都御史温纯、礼部左侍郞余继登,给事中赵完璧、包见捷、刘余泽、张辅之、桂有根、杨应文、韩学信,御史于永清、赵士登等纷纷上疏为朝鲜说话,一时丁应泰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连素与丁应泰穿同条裤子的徐观澜,至此也据实具奏,极称朝鲜节义,为中国不侵不叛之国。

不久,万历帝就赂倭事传旨:“这丁应泰本说用贿买倭退兵,自可公论理断。七年狂寇,岂五千金能买其退?”念将士征战劳苦,仍发冏金十万两犒师,特谕优叙。

其实万历帝也不希望听到倭军“实以赂退”的消息。此时早已不同于蔚山之役。蔚山之役查明真相有利于严肃军纪,督促诸军,而现在倭军已经退出了朝鲜,如果还硬将倭军败退一笔抹杀,不但十万将士大失其心,而且贻笑中外,有失天朝尊严。可惜丁应泰错看了形势,到头来碰了一鼻子灰。

丁应泰既失去了万历帝的信任,不久遂为给事中赵完璧、陈维春所劾。二月二十二日,万历帝传旨道:“国体军情,皆朝廷大事,朕岂以一小臣私忿妄讦,不念将士久戍劳苦与属国君民泣吁苦情。丁应泰举动乖谬,威制勘科,几误大事,姑着革职为民回籍听勘。朝鲜王尔部里移咨慰谕,俾知朕始终字恤德意。仍令戒训国人,益坚恭顺之节,钦此钦遵。”

李恒福等既完成辨诬的任务,将要回国。回到馆内,正要准备打发行李时,忽然馆门大开,一个穿着便服的人从外面进来。观其状貌,似非贱隶之徒。李恒福等忙起身作揖并问尊名,原来却是前兵部尚书石星门下官杨应春。

原来,石星入狱多时,急图蒙释翻身。闻李恒福等来,想要派杨应春致意望救,无因得通。恰好此日临行,馆门无禁,故而杨应春得以乘便而入。当下极致尚书之意,想要他们回国后上疏相挽救。言罢,即匆匆告辞趋出。

于是李恒福等奉勅谕而还。而不待他们申救,石星已于这年九月初九日病死于狱中。

石星虽然属封贡派大臣,但因他首倡出兵,情况与沈惟敬不同。朝鲜人还是原谅了他,将其视为恩人,并为他在平壤建生祠石星死后,其妻遵其遗嘱,蒙赦后即携儿子东渡朝鲜。朝鲜王感念石星旧恩,封其子为首阳君。石氏自此在朝鲜定居,奉石星为始祖,数百年来繁衍不绝。

 

 

 

(二)明军班师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明军班师回朝。

十五日,辍朝许久的万历帝破例亲临午门城楼接受战俘。辅臣援昔年辽左献俘例,请求登楼扈从,上观天颜。万历帝不允,仅令随班行礼而已。

其时晨阳方艳,尚书跪于御路,两侍郞左右夹之,首仅及肘。致词毕,邢玠等献上日本俘虏六十一人,刑部尚书萧大亨、左侍郞谢述、右侍郞董裕等请犯人平秀政、平成正等磔斩合赴市曹行刑。请旨凡数百言,字字响亮,舒徐宣毕俯伏。万历皇帝亲传“拿去”二字。下面的廷臣尚未闻声,左右勋戚相接传“拿去”二字。二人传递为四人,四人传递为八人,八人传递为十六人,十六又传三十二。最后侍卫大将军三百六十人齐声响应,声如震雷。

传旨毕,尚书以下退朝,走出东长安门,锦衣卫官将罪犯压赴东市行刑。倭酋传首九边,其余都付所司正法。

文武百官入班北向列立两旁,致词官跪御道称贺。乐作,于是行五拜三叩头礼。乐止,百官随退,兵部于是疏请军门以下悉撤留兵。

万历帝祭告郊庙,并把献祭祖先的果酒都分赐给了内阁官员们。

闰四月初八日,万历帝颁平倭诏诏告天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缵承洪绪,统理兆人,海山陬,皆我赤子,苟非元恶,普欲包荒。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窃据商封,役属诸岛。遂兴荐食之志,窥我内附之邦,伊歧对马之间,鲸鲵四起,乐浪玄菟之境,锋镝交加,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

朕念朝鲜,世称恭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视!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为肩臂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沮定乱,在予一人。于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平壤一战,已褫骄魂,而贼负固多端,阳顺阴逆,求本伺影,故作乞怜。册使未还,凶威复煽。朕洞知狡状,独断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材,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弁服,用澄海波。仰赖天地鸿庥,宗社阴骘,神降之罚,贼殒其魁,而王师水陆并驱,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协一心,焚其刍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断,内计无之。于是同恶就歼,群酋宵遁,舳舻付于烈火,海水沸腾,戈甲积于高山,氛浸净扫,虽百年侨居之寇,举一旦荡涤靡遗。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仍槛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弃尸稿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

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戳。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

凡我文武内外大小臣工,尚宜洁自爱民,奉公体国,以消萌衅,以导祯祥。更念彤力殚财,为日已久,嘉与休息,正惟此时,诸因东征加派钱粮,一切尽令所司除豁,务为存抚,勿事烦苛,咨尔多方,宜悉朕意。”

朝鲜遣使贡谢。神宗回赐彩币,诏谕朝鲜国王李昖:“吾将士思归,挽输非便,行当尽撤,尔可亟图。务令倭闻声不敢复来,即来亦无复足虑”。

不久,勘科徐观澜又抗疏论沈一贯、萧大亨、邢玠、万世德“党和卖国”。奏疏送至京师,被户部侍郎张养蒙截住,不得上递。其时徐观澜亲历釜山、蔚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获各处败状,据实造册准备上报。于是萧大亨再一次莅临险境,惴惴终日。最后还是沈一贯依据徐观澜先前曾上疏称病,就势票准回籍调理,改命礼科右给事中杨应文代完勘事,方让诸人化险为夷。

这才是任你耿直敢言,俺自有办法对付。

杨应文倒是个能通融的主儿。渡江到义州后,谢绝一切礼数往来,诸军都对他甚为严惮。

四月二十六日,杨应文与邢玠、万世德会于统军亭査勘。诸将争进诉功,杨应文凝然不动道:“到辽当勘,未知其究如何?”唱名逐一勘过,直至剪发剃眉。及渡江回国,直就船上。我率诸将就地拜送,杨应元下轿一揖而去。

回辽东后,杨应龙题叙道:四路功次,陈璘为首,刘綎次之,麻贵则又次之;而董一元虽有败军之失,始克三寨,终扫诸巢,功亦难泯。四路共擒斩倭奴二千二百四十级。于是择日宣捷,遣大臣祭告郊庙如例

加邢玠太子太保,晋南京兵部尚书,荫一子锦衣世袭指挥佥事,赏银八十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给与应得诰命;升万世德右副都御史,荫一子入监读书,赏银五十两、大红纻丝三表里;陈璘、刘綎各加都督同知,我进右都督,荫一子本卫世指挥佥事正千户有差,仍各赏银五十两、大红纻丝三表里;董一元准复原职,赏银四十两、纻丝二表里;王士琦、梁祖龄、董汉儒各升二级,赏银二十两;戴延春以下及祖承训等俱各赏银准升录用。

又以萧大亨久摄兵部,功高劳苦,着复原职,尚书如故;田乐赐金蟒,荫一子入监读书,给授勋阶;张辅之、徐观澜、杨应文并优擢用。

惟石星通倭酿患,卖国损威,姑息不究,都照旧监处决;许守恩、萧应宫着发烟瘴地边远充军,遇赦不宥。

又谕朝鲜之败赖稷山、青山二战挫贼锐锋。及至岛山斩馘甚多,虽烦再举,今已收功,俱宜叙锡。我免议罪,杨位、丁应泰各赏银十五两,茅国器、陈寅、彭友德也各赏十五两。杨镐用兵虽有损失,但王京垂亡之时,能单骑赴敌,力战存国,功亦难泯。既公论已定,准以原官叙用。

在露梁海战中阵殁的邓子龙和李舜臣。明朝追赠邓子龙都督佥事,世荫一子。朝鲜则赐李舜臣效忠仗义迪毅协力宣武功臣之号,后追谥“忠武”。

不久,明朝廷复念御史陈效病死绝域,赠光禄寺卿,荫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仍立庙朝鲜祭祀。而通倭沈惟敬则弃西市,弃师杨元枭示军前,以其肢体徇示九边及朝鲜。

刑部拟沈惟敬罪云:“惟敬市井恶棍,潜通外国,倡倭奴乞封之说,巧计阻军致撤边守,辱国损威,法宜斩。”其妻陈澹如入勋臣家为奴。部曲星散,沈嘉旺等俱不知所终。

杨元在壬辰倭乱中为明军中协大将,后被宋应昌劾罢。丁酉再来,本欲立功,不想终以弃师见诛,实乃可叹。早知如此,当初何不战死沙场,也博得青史美名?一叹。

其实,被俘斩的所谓倭酋平正成,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恐怕谁也不明白。日本史上庆长五年(1600关原之战时,就有稻叶正成密通德川家康、唆使小早川秀秋反戈投向东军的记录。那么,是日本人“误记”还是明军“误认”?据《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载: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兵部覆经略邢玠塘报:“前露梁洋之战生擒倭将一名,诡称石曼子部下,兹译审,系关白心腹大总帅平正成,乞改正,以彰示四夷。”万历帝随即“从之”。不管如何,对于万历帝来说,擒斩了一个“关白心腹大总帅”,到底捞回了些面子。诸臣也可就此论功,皆大欢喜。至于这个所谓平正成到底是谁,历史上遂成了一个谜。另一个倭酋平秀政也名不见经传,侵略朝鲜的日本大将是有一个叫中川秀政的,任右卫门尉,但早在文禄二年(1593)即被朝鲜义兵所袭杀;其弟中川秀成参加过二次朝鲜战争,但战争结束后即回国了,后来成为丰后国冈藩初代藩主。

再过两年,日本封贡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赵志皋病逝。

赵志皋与石星相为应和。石星败,弹劾石星者语必及赵志皋。赵志皋上疏乞休前后达八十余次,万历帝全都不许。石星论斩,而他毫发不伤。东征论功,反而加兼太子太师,进中极殿太学士,堪称奇迹。赵志皋性格柔弱,颇为朝士所轻。才气不如沈一贯、张位,而谨慎犹过之,因此颇受皇帝倚信。可见这天下是朱家的,只要他认定你是个忠实的奴才,哪怕你庸碌无能,也能混一辈子安然无恙。

 

 

 

(三)撤余兵及战后三国关系

 

倭军既撤,群臣共商善后之计。由于朝鲜无力供应粮饷,明朝则运输不便,到底要不要继续在朝鲜驻兵?如要驻兵,以多少兵力为宜?如果要撤兵,则以何时为宜?等等一系列问题便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五月,邢玠条陈东征善后事宜十事:留戍兵、定月饷、定本色、留司府、裁饷司、重将领、添巡抚、分汛地、议操练、责成本国。

户科给事中李应策反对道:“据拟留兵三万余,岁费饷银几百万,米豆十三万石,马三千,此在全盛之时尚不能尽给,而况今日匮乏之际乎?”

万历帝命督抚会同朝鲜王酌奏。最后廷臣议:“数年疲耗,今始息肩,自宜内固根本,不当更为繁费。况彼国兵荒之后,不独苦倭之扰,兼苦我兵。故今日善后事宜,仍当商之彼国,先量彼饷之赢绌,始可酌我兵之去留。至于增买马匹,添补标兵,创立巡捕,及至管饷府佐,悉宜停止。”

万历帝道:“留兵非难,处饷为难。该国若能供给,多留亦所不惜。必咨朝廷,只可量助,还行与该国君臣奏请定夺。”

十月,朝鲜上奏道:“请留水兵八千以资戍守,其撤回官兵乞驻扎辽阳,有警听调。”

第二年二月,兵部以为留戍朝鲜“兵多则虞縻费,兵少不敷分防”,提出在朝鲜短期内留守兵一万六千人。万历帝同意了。

不久,水兵游击白斯清、万邦孚及步兵游击张榜、把总姜良栋等先后回去。万历帝特地将将义州等仓遗下的米豆留给朝鲜,以救济其饥民。

明兵陆续入关,愿散者沿途散去,台兵复归边营,召募者复还各镇,浙兵归者多收入罗木营。

到十月,兵部奉圣谕檄诸兵尽撤。万世德、李承勋、杜潜、陶良性及游击张良相、李天常、吴宗道,守备李应昌等尽数撤还。唯留把总萧靖国等在朝鲜指导练兵,帮助他们提高战斗力。

朝鲜战争使日本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战争不但得罪了中国、朝鲜,也引起周边诸国如琉球、暹罗、缅甸等国的反对。继丰臣秀吉之后登上权力颠峰的德川家康等为求缓和三国关系,多次向明朝通款示好。但明朝对此不予理会。

万历二十八年(1600)四月的一天,从宁波昌国卫方向驶来一艘倭船。九山风一夜打进了定海关地方,惊扰闭门,经审问原来是先前入倭营为人质的明将茅国科、高国光等被释放回国,还带回日本国王致邢玠书信一封、福建巡抚金学曾书一封。舟中另有倭将一人、倭兵五六十人。

浙江巡抚令以银牌、棕帽、牛羊赏犒倭人,将倭船安顿在八剌岛住一月,然后差人送往福建,到八月小汛时打发回国。

观其来书,无非陈述通好,要求通商之意。明廷对此认为“倭书之中诱以和平,要以通商,为谋甚狡。”因此,移文督抚严禁奸商间出,以防窥向勾引。并咨朝鲜王提备釜山一带,谨防倭军狡谋。

万历三十年( 1602) 四月,日方又将俘获的王寅兴、王天佑等十七人放归福建,带来倭书二封,再次提出要求通商。六月,又将被俘虏的卢朝宗等五十三人送回,并且绑缚南贼王仁等四名送交明方。兵部认为:“岛夷送回被虏至耳。今且解南贼四名,迹似恭顺矣。但夷性最狡,往往以与为取。则今日之通款,安知非曩日之狡谋。妥当加意提备,以防叵测。”

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 更加迫切希望恢复与中国、朝鲜的邦交及官方贸易。他沿袭丰臣秀吉的做法,对渡海来日本的广州商船发给许可在沿岸自由贸易的朱印状。万历三十一年( 1603),德川家康示意萨摩藩主岛津氏通过琉球向明朝转达其希望复交之意;三十七年(1609) 又令对马岛主宗义智遣使赴朝, 请朝鲜允其假道赴明贸易,均无结果。

不久日本悍然遣萨摩劲兵三千入侵琉球。华裔长史郑迵率军抵御,战败被俘而死。萨摩兵掳琉球王尚宁及王子、大臣数十人,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明浙江总兵杨宗业将此消息上闻,请求严厉整饬海上兵备。明廷对日本的用心更加警惕,不再相信他们是真心求和。

后来琉球王尚宁被释放归国,再次遣使修贡中国。由于其国残破已甚,礼官便定十年一贡之例。然而第二年他们修贡如故。第三年再来时,福建地方官便遵朝命将其贡品退还,其使者怏怏而去。

万历四十四年(1616尚宁遣使密报日本准备袭击台湾,朝廷颁诏海上警备。倭军又犯温州平阳县南麂外洋,福建方面上疏告急。不久即没有了动静自此直到清朝仍无联系。

而琉球直到南明唐王立国福州时还坚持入贡,清朝统一全国后转贡清廷。到了晚清,由于政府腐败无能,无力保护属藩,琉球终为日本所并。

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在战后多年即得到恢复。

日本对马岛和朝鲜一水相望,但那里土地贫瘠,不产五谷,向来靠和朝鲜通商得到粮食。战争发生后,关市断绝,生理荡然,因此千方百计要求恢复互市。对马岛主宗义智将降人全部遣返朝鲜,致书乞和,且扬言德川家康将输粮数十万石作为兴兵资用,以威胁朝鲜就范。

自明军撤回后,朝鲜害怕倭军来犯。想要与他们通款,但又怕得罪中国,真是左右为难。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二月,李昖以岛倭求款来请命。兵部以事难遥度,建议令总督酌情议定。万历帝答应了。

万历三十年(1602)十一月,李昖又上言倭使屡次前来要挟和款,兵端渐露,乞请选将率兵,督同本国训练修防。万历帝道:“曾留将士教习,成法具在,无容再遣。”因命其使臣赍敕诫励。

三十四年(即日本庆长十一年,1606)冬,德川家康复遣使奉书契来朝鲜请信使。朝鲜王恐其生衅,便派遣僧人松云出使日本,顺便探察其动静。

松云既渡海入日本。德川家康对他道:“壬辰身在关东。不预兵事。关东卒无一人渡海侵掠。”并缚送据王京时发掘朝鲜先王两陵之贼。

朝鲜领议政柳永庆以为真犯,请求告庙宣赦。朝臣多以为:“日本百世难忘之仇敌。两陵发掘之贼未必其真犯,不如更绝之。”而朝鲜归国之人则报最近日本诸岛筑城,对马岛以主和事独享免除劳役的待遇。倭人还说和事不成,则六十六州一半筑城,一半往战朝鲜。

面对如此好战的日本人,长期偃武修文的朝鲜君臣着实感到头痛。

万历三十五年(即日本庆长十二年,1607),日本又请信使,态度甚为诚恳。朝鲜王便派遣佥知吕佑吉、弘文校理庆暹等出使日本。并以家康求和来告,部议听其自计。

在得到明朝的明确答复后,朝鲜开始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

又过了三年,朝鲜报经明朝同意,终于同意在釜山港开市,规定日本对马岛宗氏每年派出二十艘商船赴朝贸易。自此两国和款不绝。

这场战争也使明朝、朝鲜、日本三国出现罕见的民族融合现象。首先是大量朝鲜人被掳往日本,在该国生养蕃息,日久遂成了地道的日本人。其次是日本留居朝鲜不归者,也被同化成了朝鲜人,如朝鲜沿海的丽倭。

明人方面,除了徙居或被掳入倭者外,又有大批明军将士及其后裔留居朝鲜。不是因倭乱留居的,则多因父祖平倭有功而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

除了石星,东李西麻俱有后代留居朝鲜。

韩国上谷麻氏的始祖便是我的曾孙麻舜裳。我孙麻岩在东征朝鲜时也以舍人从征,归国后因功累迁至副总兵。麻舜裳便是他的儿子。天启七年(1627),时任通判户部郎中兼调兵督粮使的麻舜裳,在山东登州庙岛海上督粮时突遇台风,在海上漂流三天,直到朝鲜黄海道丰川上岸,落脚在全罗南道光州郡。朝鲜王敬他是我的后代,对他及后人极为优待。自此,朝鲜的麻氏后裔均以中国麻氏郡望上谷为本贯,尊奉我为中始祖。

李如松在壬辰倭乱期间与朝鲜女子琴氏相遇,生子李天忠,定居巨济岛。明亡,李如松孙李应祖和李如梅之孙李得龙避难来到朝鲜,世居江原道淮阳、忠清南道舒川等地,并以陇西为本贯,其后裔在朝鲜出仕者甚多。  

此外,经理万世德、提督董一元、陈璘,参将彭友德,游击柴登科以及杨镐中军康霖、陈璘妻舅杜师忠等均有后裔移居或留在朝鲜,至今繁衍不绝。

 

 

 

(四)日本进入江户幕府时代

 

丰臣秀吉侵朝失败,使丰臣家威信大降,死后部下分裂成两派。一派以文吏为主,成员有石田三成、增田长盛、上杉景胜、大谷吉隆及小西行长等;一派以武将为主,成员有加藤清正、黑田长政、浅野幸长、福岛正则、加藤嘉明等。两派相互争斗,攻讦不已。德川家康乘机拉笼武将派,坐收渔翁之利。

后阳成天皇庆长四年(即明万历二十六年,1599)正月十日,前田利家奉丰臣秀赖徙居大坂,抱着端坐正厅,德川家康以下群臣前来拜谒。事后德川家康回居伏见第视事。五奉行更遣兵守城,一切皆如秀吉遗命。

家康在伏见,代秀吉视国家大事,权势越来越大。石田三成、增田长盛见状,便商议道:“德川与前田协心出政,我辈徒为其所驱役。方今之计,不如离间二家。二家不和,便可求得一逞。”于是暗中挑拨离间,二家由此生嫌。家康到大坂时,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还曾密谋袭杀,后被前田玄以劝住。

不久,前田利家患病,临死前奋然道:“天下局势汹汹,我不能亲见嗣君成立而死,死不暝目呵。”

前田利家死后,其子前田利长年龄、资历、声望俱不能与其父相提并论,德川家康更无能与他相抗衡的人。加藤清正、浅野幸长、福岛正则、池田辉政、黑田长政、加藤嘉明等与石田三成不和,合谋将要诛杀他。德川家康伪作和解,诸将不听,于是就势罢免石田三成职务,屏居泽山。三成便与上杉景胜密谋,相约待明年东西举兵,讨伐家康。

这年七月,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前田利长及其余诸将分别返回封国。德川家康徙居大坂西城,乘机大肆排斥异己。当时有谣言散布,称“大野治长、土方雄久等将勾结前田利长以图家康。”家康大怒,分别将治长、雄久流放于下野、常陆,下令征伐前田利长。利长母被迫前往江户留为人质,前田氏方才逃过一劫。

第二年即庆长五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600),德川家康屡次催促上杉景胜入觐。上杉景胜拒不从命,答道:“我受太閤遗旨,镇守东陲。何受家康令啊?”并列数他背弃当初盟约十大罪。

家康大怒,拥兵东伐,命鸟居元忠、松平近正、松平家忠、内藤家长守伏见。不久又偕细川忠兴、京极高知等率五万余人从伏见出发。

至此,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状态。

石田三成赶到大坂,与增田长盛、长束正家等议,移书远近道:“家康有罪,嗣君命讨之。苟念太閤恩谊者,宜来戮力。”诸侯来会者四十余人,应援者三十六国,总兵力九万三千。

于是石田三成推毛利辉元为盟主,遣宇喜多秀家、小早川秀秋、岛津义弘等攻伏见城,小野木重胜等攻田边城,毛利秀元等攻阿浓津,京极高次攻北陆。因麾下大名多来自日本西部,遂称西军。

七月,德川家康到达下野小山,鸟居元忠驰使告变。家康引军回江户,命其子结城秀康抵御上杉景胜等,自己亲率大军西征。因麾下大名多居东部,遂称东军。

西军来势汹汹,在战争之初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他们攻陷伏见城,杀守将鸟居元忠。

九月十四日,石田三成出屯关原。日本史上著名的关原之役爆发了。

宇喜多秀家、岛津义弘及小西行长、僧惠琼等依凭伊吹山屯军,大谷吉隆、平冢为广屯兵其后,小早川秀秋屯松尾山,胁阪安治、朽木元纲屯山下。毛利秀元、长束正家拔阿浓津,来屯南宫山。共有骑兵十二万八千。

十五日黎明,德川家康率骑兵七万五千人进阵关原。福岛正则为前锋,细川忠兴、黑田长政、藤堂高虎相继而进。

其时天大雾,咫尺不可辨。及雾散日出,福岛正则率部直冲宇喜多秀家军,黑田长政直扑石田三成军,细川忠兴则进击岛津义弘军,两军随即进行大战。而此时毛利秀元、小早川秀秋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

原来,西军虽众,人心殊异。毛利秀元、小早川秀秋与胁阪安治、朽木元纲等早存观望之心,并且事先已经和东军私通。这时,东军的本多忠胜指挥诸军击败三成、义弘所部。秀秋眼看西军取胜无望,于是传令下山直突大谷吉隆阵,胁阪安治、朽木元纲等乘机合势响应。大谷吉隆军哪里敌得过这几支生力军的突然袭击?立时大溃奔窜,吉隆败死。

两军接战自辰时直至申时,由于秀秋等反戈,西军土崩瓦解。东军乘胜追击,斩获三万二千余级,鲜血染浸红了广袤的关原之草。三成、行长逃往伊吹山,惠琼逃往鞍马。德川家康攻克泽山,寻找三成不在,纵兵四处搜捕,最后将他们一一擒获。

事平后,家康将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僧惠琼游街后斩首示众。削毛利辉元八国,收宇喜多秀家三国。将织田秀幸、增田长盛、真田昌幸父子流放于高野,徙立花宗茂于陆奥。岛津义弘败逃回萨摩藩,其兄岛津义久纳降,得以免予追究。上杉景胜、佐竹义宣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降。

德川家康既败西部大名联军,威势日益盖过旧丰臣家。他以关东八国为根据之地,居江户城,大封私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令诸冒丰臣氏者皆复本姓。而秀赖唯食摄津、河内、和泉七十六万石而已。

庆长八年(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二月,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进右大臣,在江户设立幕府执政。其余亲戚将吏叙任者甚多。家康入朝拜命。天皇赐酒道:“天下乱久矣,你能略定之。朕勒汝功,使举乃祖之职。宜统我师,以镇护王室。”

纵然如此,德川知道自己还需要利用秀赖来拉笼旧丰臣家的将吏。他将七岁的孙女千代姬嫁给十一岁的丰臣秀赖为妻,借此以宣示自己系丰臣秀吉事业的当然合法继承人。

庆长十年(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四月,就像当年丰臣秀吉逊位于秀次一样,家康把大将军的职位让给儿子秀忠,他自己退居幕后掌握实权,世称“大御所”(前大将军)。为了削弱丰臣氏的财力,他以各种名义劝诱丰臣秀赖修复大批寺社,如方广寺等。淀君和秀赖母子大修寺庙乐此不疲,惟望菩萨庇护他们,但菩萨终究保不了他们一生。

庆长十六年(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德川家康派人对丰臣秀赖道:“自结婚以来一直不曾相见,恐生物议。希望一来以定众情。”淀君恐有不测,不想前往。加藤清正、浅野幸长道:“臣辈以死守郎君,必保无患。”淀君这才答应。秀赖在二将的保护下前往二条城见德川家康,受到他的招待后回大坂。

但加藤清正、浅野幸长毕竟无法“死守郎君”。清正在返回后不久即暴殁,次年浅野幸长也死。丰臣秀吉的旧臣就这样地一个个莫名其妙地暴卒了……

庆长十九年(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德川家康寻找借口讨伐丰臣氏。可怜党翼翦尽的丰臣秀赖举目无援,战败后被迫剖腹自杀,连他和千代姬所生的孩子国松丸也未能幸免于难,千代姬出家削发为尼,丰臣氏一族自此灭亡。丰臣派大名高山右近及原小西行长家臣内藤如安(即曾出使明朝的小西飞)等一百四十八人被流放到菲律宾马尼拉。

于是,丰臣氏主导的桃山时代至此正式终结,由德川家康开创、统治日本长达二百六十五年的江户幕府时代开始了。

 

 

 

(五)朝鲜党争激化

 

壬辰倭乱、丁酉再乱对朝鲜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百业萧条,饿殍遍地,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这场战乱对于朝鲜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战乱中,不少原先养尊处优的两班贵族因避难不得不与下层百姓混居杂处,威风扫地,尊严尽失。战后有大量贱民、奴婢出身的义军以战功脱离贱藉,步入两班阶层。而由于人口锐减,也有私家农奴被征入伍训练,从而有了翻身的可能。朝鲜政府则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来获取财政收入,于是一些愿意缴纳粮产的富农、商人乃至公私奴婢纷纷跻身社会上层。另一方面则又有一些两班由于种种原因沦为乡班甚至地位更低的劳动者。

万历朝鲜战争也使朝鲜重文轻武的情况得到改变。战后备边司权力不断上升,直至与议政府并称堂庙,成为国家事实上的决策机构。但实际上朝鲜士兵的战斗力并未得到多大改善,从此后与清兵的作战即可见一斑。因为正如明朝一样,此时的朝鲜政府被新的党争牵制了太多的精力

正是风水轮流转。战后党争激化,北人党主动出击,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北人党新的首领南以恭以柳成龙曾提出与倭军议款为据,率先弹劾柳成龙与倭军有勾结,并诬告他密谋进攻明军。此时李昖正对明朝感激得五体投地,哪里能容得下此类消息?于是,柳成龙被罢斥,赴明朝“辩诬”回来的南人党另一首领李元翼接替他出任领议政。

虽然继任者仍为南人党,但毕竟撼动了他们的一根柱石。于是北人党再接再厉,李元翼又成了北人党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北人党官员郑国荣、蔡谦吉等发动了对李元翼一连串的弹劾。最后,李元翼被迫辞职,李德馨继任领议政。

踌躇满志的北人党开始为瓜分胜利果实而争吵不休,并分裂成了两大派系:即以李尔瞻、郑仁弘、洪汝淳、奇自献为代表的大北派和以南以恭、柳永庆为代表的小北派。两派又围绕着朝鲜王位的继承者展开了明争暗斗。

关于朝鲜王位继承者,由于李珲在抗倭中的突出表现,李昖始终属意于他。万历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李昖多次上疏明朝,请求批准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但礼部执于“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一直不肯答应。

既然王储待定,大家就都有机会。由于宣祖庶三子、四子均已去世,除了庶长子临海君,庶五子定远君李琈也得到部分失意官员的暗中支持。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宣祖仁穆王后生嫡子永昌大君。于是,围绕着立储问题,朝内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其中大北派支持光海君,小北派支持永昌大君,南人党支持临海君,西人党支持定远君。

西人党的势力早已衰退了,立定远君也是名不正言不顺。随着嫡子出世,庶长子临海君也不再拥有优势。而随着柳成龙、李元翼相继告退,南人党实力一落千丈,风光不再。因此,最有竞争力的王位候选人还是在于光海君和永昌大君,当然二人背后的支持力量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小北派两大首领分别是南以恭和柳永庆。由于政见不同,已任领议政的柳永庆又与南以恭产生了矛盾,于是小北派分裂为“南党清小北”和“柳党浊小北”。在内斗中不断削弱实力的小北派,再也无法与大北派相抗衡。

万历三十六年(1608),宣祖李昖病卒。光海君李珲在大北派官员的拥护下自称署国事,请求明朝予以册封。万历帝先是厌恶他擅立,不肯答应。但毕竟木已成舟,最后只好以该国臣民所请,于同年十月封李珲为国王。

光海君继位后,小北派受到打击,柳永庆被赐死。大北派得势,随后又分裂成骨北派、肉北派,继续着新的党争,直至后来西人党卷土重来,废李珲而立定远君之子李倧。

其时努尔合赤已崛起中国东北,建立后金汗国,几次拉笼朝鲜,均遭拒绝。再过几年,在皇太极的兵力逼迫下,国力骣弱的朝鲜终于不得不投降清朝。

但朝鲜身在曹营心在汉,始终不忘明朝的“再造东国”之恩。

明亡于清,朝鲜君臣特在王京建大报坛奉祀万历帝。至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为了纪念明亡六十周甲, 他们还在宫中后苑建大报坛崇祀万历皇帝。他们虽在致清朝官方文书中使用清帝年号,对内则一直用干支纪年,借此以表达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的耻于承认。

此外,他们还建造了许多碑、祠、庙,以示感恩。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王京汉城建愍忠祠,祭祀东征阵亡明军将士;万历二十七年(1599)建宣武祠, 崇享我和邢、杨镐等;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平壤建武烈祠, 崇享石星、李如松等。

朝鲜、越南均为中国的传统属藩。越南为南亚强国,国王虽历受中国册封,称臣纳贡,但对内则称皇帝,并以南朝自居;朝鲜有日本、女真威胁,故而一直奉中国正朔,恪守臣节惟谨。但近代以来情况不同了,放眼世界,人权、国权至上。以前战争多靠人海战术,现在是实力至上。因此,永远不要妄将朝鲜、韩国当作以前的忠顺藩邦。

 

 

 

(六)明朝由盛转衰

 

明朝万历朝鲜战争历时七载(比八年抗战仅少一年)。前后通共征浙江、山东、山西、陕西、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及缅甸等南北兵共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余人,费粮银约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又费三百万两,实用本色银米数十万石。三国大战,均精疲力尽,双方两败俱伤。

一般认为万历朝鲜战争加速了明朝的覆亡,明朝自此开始由盛转衰。

现在细究其衰亡原因,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南倭北虏的长期消磨,本已吮吸尽了大明王朝的精血。朝鲜战争消耗巨大,则牵走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尤其辽左更是不堪重负,十室九空,致使这里成为努尔哈赤崛起的温床。而平倭宣捷、维持足天朝上国面子的万历帝并未能居安思危,长期宴居深宫,饮酒作乐,消极怠政。另一方面,正如明军中的南北人对立一样,朝廷中党争激化,东林党与浙、楚、齐、宣、昆诸党的对立,使士大夫忘了“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先贤遗训,也忘了出仕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官场黑暗丧失人心,天灾人祸激变饥民,虎狼乘势而起……

即使在退守一隅的南明,他们也在为互争正统、争权夺利而自相厮斗。

因此,为什么战后日本仅换一时代,中国则最终换一朝代?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天下事由盛转衰易,由衰转盛难。如果统治阶段在战后能够励精图治,休养生息,或许这次战争将会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契机……

关于明军出援朝鲜的动机,不少朝鲜人认为我们系在自救。其实字小、自救兼而有之。若专为自救,只须割让四道而议和是,仿俺答封贡之例,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即可。也可陈兵鸭绿江畔,以逸待劳,拒敌于国门之外。完全不可劳师动众,送粮送银,参战于千里之外的绝域。

有人则认为:“如果不是这次作战胜利,那么朝鲜就不是三百年后沦为日本殖民地,而是在当时就成为日本的附属国,甚至并入日本的版图,东北亚的格局将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日本的武士就不是三百四十年后在中国的领土上烧杀劫掠,而是在当时。”其实不一定是这么一回事。中国不好打,除了以汉人为主体的王朝,北方还有强悍的鞑靼、女真等少数民族,在明朝与朝鲜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如果日本盘踞朝鲜,迟早会与正在崛起、血气方刚的女真人发生冲突。冲突的后果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那么明朝便会在此后的天灾人祸中缓些气过来,不一定亡得那么快。

明朝在战略上谕杀丰臣秀吉,在一定程度上起损失丰臣氏威信作用;以散布虚言,在气势上震慑对方,起舆论威吓、堕其士气的作用;以间谍行间,起侦其虚实、分而解之的作用。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击其分散,故而能取得平壤大捷;以铁骑突袭步兵,以长制短、速制缓,是以有稷山之捷;三面埋伏,借地势之利击其惰归,遂有露梁之胜……

失败在于明军内部不和,南北人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斗力。主帅论功,心先存私,赏罚不均,故而军不团结,锐气顿挫。南兵擅于山地战,北兵擅于阵地战,只要运用得当,何往不胜?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前提督李如松的失策。

后勤供应是一场没有销烟的战争,粮草确实是个大问题,吃不饱肚子何谈打战?千里转运,劳民伤财。粮草不继,瓦解军心。这一点,不能不说前经略宋应昌的失职。

丁酉再乱后期,我们通过海路运兵运粮,虽有飓风之险,但总算基本解决粮草之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后经略邢玠的妙着。战而不彻底,南原、全州一失,即几乎要放弃王京,退保鸭江,不能不说后提督我麻贵的失策。而走李如松之路,岛山之战中扬李氏而抑浙将,则不能不说是经理杨镐的过错。

兵法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战争之前应须审时度势,选对时机最重要。不能战则宁忍,要战就得彻底。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已应战,那么就不应一两次战败随即屈膝服输。唐白江口之战,将倭人杀得静寂千年。晚清甲午战争只缘那个多事老太婆为争权出面叫停,上不能陈方略,下不能鼓士气,致使丧权辱国,遗憾千秋。万历朝鲜战争也有碧蹄之衅、南原之失、岛山之败、四路进兵之挫,但万历帝不为所动,保持了天朝上国应有的气度,宁肯丧师靡饷也要继续征剿,借势出击,终于扭转了战局。仅凭此一点,历史上还是应当记住他的名字的。

和则两利,战则两伤,战争系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不过即使没有发动战争之举,也应当居安思危,存必战之心。李氏朝鲜升平已久,偃武修文,民不知兵者二百年。长期社会风气的影响,将个原先以剽悍善战著称的朝鲜人,进化成只图自身、不知国破家败的逃亡之缟羊。战争前夜,修备城堡,即有“时无事既久,民惮劳役,怨声载道”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朝鲜人只贪图当前的安逸,而不肯去考虑未来的困境。一如今之国人,重财轻义,奢华浮靡,不修武备,漠视素质的提高。长此以往,恐将难免走李氏朝鲜衰落之旧途。聚财再多,徒为强盗劫掠而已。

但愿万历朝鲜战争中的所有经验教训,永远刻在你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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