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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皇城记忆·历朝帝后》导论
作者:卢英振    文章来源:玉苍山下    点击数:2258    更新时间:2017/11/11

 

 

汉有“犯大汉者,虽远必诛”之豪迈气概,唐有“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之强盛国力。北宋军事能力则孱弱许多。自太祖赵匡胤立国以降,即遭受辽国侵凌。待“斧声烛影”后,其弟光义继位为太宗。太宗亦有开国之功,继位初雄心勃勃,先后两次发动对辽战争,希望收复自后晋割让之燕云十六州,改变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利局面。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太宗兴师伐辽,先胜后败,北宋军队于高梁河大败于辽国耶律修哥,此时尚未伤筋动骨。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趁辽国“主幼国疑”之际,再发三十万大军,力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史称“雍熙北伐”。当时辽圣宗耶律隆绪四岁登基,由其母萧太后摄政。萧太后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她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彻底击溃宋军。杨家将的故事反映的大体就是这一时期:潘美所部作为后援,对身陷重围的杨业军队见死不救,悄声撤离战场。杨业力战辽军,受伤被俘,绝食三天而亡。虽说北宋军事力量不济,却多次主动挑起战争,只是战果败多胜少。元昊称帝,建立西夏之后,宋仁宗曾多次对其用兵,均以失败告终。当时名臣韩琦、范仲淹戍边,提出正确主张,采用清野固守之策略,才较为有效地阻挡住西夏的侵扰。

与辽、西夏对宋造成的威胁相比,金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国号“大金”。在宋朝联金灭辽政策下,宣和四年(1122),金国灭亡辽国。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金太宗两次以北宋背盟,诏令军队大举南下,并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掳掠徽、钦两帝及后妃等,造成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称帝,建立南宋,是为宋高宗。高宗承继的是北宋旧有政权,国力之衰蔽可想而知。在金军的南侵战争中,高宗一路南逃,直至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才把北距汴京(今河南开封)一千多公里的临安府(今杭州)确定为永久性的“行在所”,事实上的都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高宗不惜以对金称臣,割土纳贡为代价,签订绍兴和议。开国之君格局尚且如此狭小,此后历代帝王在开疆拓土方面的作为更是乏善可陈。宋孝宗曾命张浚北伐,兵败符离(今安徽宿州);宋光宗时宰相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也以失败告终。宋理宗时采取联蒙灭金政策,因端平入洛的失败,遭致蒙古入侵。宋度宗时,襄樊沦陷,丁家洲溃师,从此蒙元大军长驱直入。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二月,崖山之战中,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

单从军事角度而言,两宋的军事实力逊色于邻国,长期处于外族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北宋无法实现对辽、西夏的征服,且亡于金。南宋无法实现对金的军事胜利,最终亡于蒙古。

古语云:不以成败论英雄。北宋和南宋的亡国,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其历史地位的依据。即使是强大的汉唐,最后依然走向消亡的宿命。陈寅恪先生研读中国古代历史之后,提出一个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通过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辽、西夏和金,自开国以来,十分仰慕南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和制度,不断学习两宋的先进技术和政治经济制度。如志大才疏的金国皇帝完颜亮(即海陵王)就写得一手好诗词,曾赋诗道: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元朝建立后,也大力推行宋朝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如忽必烈重用汉臣董文炳、刘秉忠等。因此,宋虽覆灭国亡,然宋之文化不亡,因为强大的征服者被所征服的国家的先进文化所征服,当然,现在有个新的史学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含化的过程。

 

  

吴山第一峰拓片现场沈立新拍摄

 

  

金太古初民江山行旅图故宫博物院

 

  

金赵霖昭陵六骏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

 

褐釉彩绘虎形枕故宫博物院

 

   

    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官窑青釉方花盆故宫博物院

 

不只是文化领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实现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并持续至今。北方游牧民族从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在马背上开疆拓土。建立政权后,却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落后的政治文化制度,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向宋朝学习成为当时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要看到南宋时期军事孱弱的不足,也要看到他们在文化自信方面的充分理由。这是赵宋在宗室几乎全数覆灭的情况下,仅凭赵构一人,就重新聚集民心,实现中兴的原因;这是当宋元在崖山最后一战时,当陆秀夫背帝跳海后,数十万军民一同跳海殉国的原因;这也是在宋亡后,钓鱼城军民展示出誓死抗争民族气节的原因。

一国之君,对于中央集权王朝的兴衰有着直接关系。皇帝是古代王朝统治机构的核心,是维持国家运转的引擎。通过对他们的生平经历、所作所为的了解,有助于理解当时的国家和社会,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古代王朝实行的是家天下、父子相承的皇位继承方式,前一皇帝通常对后一皇帝在生活、学习、治国方面都有着直接影响。我们从南宋皇帝的前后因袭,气质性格的比较中,可以深刻感受到笼罩在皇帝身上的诸多内在基因。这些基因,一方面让皇帝的行为符合各方利益的需求,同时也让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各方利益与之适应。如太子的择立,往往受到诸多外力的影响,因此身为皇子时,他们不仅需要自身修为方面严加学习规范,还需要学会在复杂的环境中适应生存。纵观南宋皇帝登基,他们往往不是在个人才能方面最为卓异者,而是在比较选择中,最符合多方博弈利益平衡的人选。这既是传统文化的忠孝节义的体现,也是中庸守矩的体现。正如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所言,在所谓“专制时代”,中国就是以一个家族作为中心统治着所有家族。孝是家族中心主义的灵魂和基本命题,婚姻的事关联到家族系统的维系,财产的承继,秘方、秘技的传授和社会地位之确保这些次元。在中国的传统婚姻里,男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因素向来不在优先考虑之列。当事人的婚姻,需要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这种婚姻方式的含义,与其说是着重男女之间个人与个人的结合,毋宁说是着重男女原属的两个家族的结合,这就是所谓“联姻”。所以结婚和联姻不仅所指不同,而且涵义也不同。

皇后也是皇权统治的核心成员,她不只是皇帝的正室,其实也是一位高官,具有统领后宫的职权。在宋朝,皇后往往不是迎娶之后直接册立,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考核,才得以擢升。皇后这一后宫职位的获取,通常需要经过一番艰难角逐。南宋王朝的制度规定,赋予皇后特殊地位与权力,册封皇后往往与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纠缠在一起。南宋的皇后往往性格鲜明,能力突出,与皇帝的气质形成较大反差,甚至颇有女强人的感觉。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宋高宗之吴皇后、宋光宗之李皇后、宋宁宗之杨皇后、宋理宗之谢皇后四位皇后作为本文描写对象,通过她们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可以管窥当时女性地位之高,文明程度之高。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理,本书内容自然与我个人的视野水平紧密相关,写的不准确甚至有错误的地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我的电邮是luyingzhen@yeah.net,期待您的来信。

 

 

作者简介:
    卢英振,男,1980年生,湖南临湘人。文博博物副研究馆员。杭州商学院(现浙江工商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现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其著作《行在盖起太平楼——南宋都城房屋兴修与分配》、《南宋皇城记忆·历朝帝后》已先后由杭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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